徐梁好歹是在朱家接过的江山，而且他身为皇帝，又是朱家的女婿，来这里祭拜，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。
是故，皇后朱微婥知道此事知道，也并未阻拦。
徐梁走到金柱旁，靠着柱子缓缓的划了下去，直到地砖上传来的凉气，让他精神一震。
从腰带上解下金钩，他在地上写了个人字，又在旁边儿写下一个家字。
这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。
家就像是一颗种子，冒出芽，萌芽长成主干，这就是出于嫡系的大宗。主干继续生长，冒出许多枝桠，这便是庶出的小宗。大宗小宗构成了整个树型结构，这便是宗。当这宗有子弟外出，就如树上掉落下来的种子，在另外一处生根，发芽，再长出主干、枝桠，与原来的那颗树遥相呼应……由此便有了族。
当这些宗族因为共同的文化认同交织生长，一起开发脚下的土地，捍卫族群尊严，传承亘古以来的价值观——这就是民族。
徐梁朝后靠了靠，仰起头，目光中焦点涣散。
只要有人成家，势必就会成为宗族。别说现在这个时代，就是前世的红色贵族不也如此么？
徐梁轻轻摇了摇头：除非有个更强大的信念占据百姓的信仰空间，让他们相信爹亲娘亲都不如皇帝亲，天大地大都不如皇室的恩情大，立志做个舍小家为大家，脱离低级习俗，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整个国家的人。
上下五千年，这种狂热的状态只存在过三十年，而且崩塌之后带来的副作用似乎更大，颇有些饮鸩止渴的感觉。别的不说，徐梁并不希望自己的遗体被长久封存不得下葬。
而且以明朝的宣传能力和手段，要做到这样大规模的思想教育，其难度……还是先考虑一下火星探索计划吧。
既然无法从根本上铲除宗族。如何做才能既保证国家对人民具有控制力，又不至于制定出毁家灭门的恶法呢？
首先是思想方面，忠臣与孝子之间的平衡。魏晋时候，天下只有孝子，没有忠臣，故而有五胡乱华。北伐难酬。那时候的门阀与如今的宗族名异而实同，只是更加强大，直接控制了军国大权罢了。
徐梁又想到前世某个时期，天下都是忠臣——或者叫主人翁，只知国家需要就上山下乡、奔赴殊域。他们的确以自己的牺牲，为整个民族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。不过当信仰崩塌之后，正是这些人反转最大，甚至否定了自己的牺牲，认为被权贵阶级欺骗和出卖。彻底投入利己主义的窠臼。
这正好是两个最极端的例子，后来从隋唐起强调的在家事亲，在朝忠君可以说是一种缓冲和折衷。不过眼下的大明更注重孝，而忠的方面有所欠缺，这就需要人为给一些动力。
其次在于国家动员方面。
宗族的形成以北宋为分水岭，又有两种形态。
在先秦两汉时代，天子分封藩国形成宗族，其大宗对小宗的财产有直接控制权。这点到了明朝仍旧一样。分封的诸藩王可能因为犯罪或无子而被除国，田土收归国有。
后世熟悉的庶民宗族却诞生在北宋之后。因为范仲淹、张载、程颐等人的推动。庶民被允许立祠堂，以便敬宗收族。这几乎可以算是一场革命，打破了士大夫立庙的特权，也有了以血缘为基础的精神核心。
有了这样的核心之后，庶民就从单纯依附于地主豪强，转而依附于自己的宗族。这时候的宗族就像后世的工会。看似没有主宰宗人生命、财产的权力，却又极具凝聚力。
延续到了明代，乡官的职役制度更加明显，宗族的影响力也就越大，在基层舆论上远远压过朝廷王法。
比如募兵。在新设立的流民村落中。募兵明显要轻松得多。而在有宗族影响的地方，族中老人出于劳动力缺失的考虑，往往会对此抱有抵触。正是这些老人说一句别去，很多人都打消了入伍的意愿。
在现在的甲级行政区域，宗族势力奄奄一息，影响力极小，即便如此也能感受到其中蕴藏的能量。就是知县下乡问政，老人、农老办事，也都会对大些的家庭另眼相待。
因此在南方宗族势力更大的地方，整个家族抗税抗租，乃至暴力抗官，时有耳闻。
最后则是土地问题。
宗族本身不是大地主，族中的土地只有宗人捐献的义田、祭田。义田用于照顾族中贫穷子弟，为他们交付读书用的束脩，往往只有诗礼之族才有。祭田则必然是每家都有，其产出用于家族祠堂祭祀。因为这是族人捐献，所以劳动力也有宗人义务承担，收成和使用也受众人监督。
宗族对土地的约束性在于本宗族人私有的土地不会外流。
寡妇可以改嫁，但只能带走自己的嫁妆。夫家的土地必然要留给子嗣，这是宗族对宗人的保护。如果没有子嗣，族中则会过继一个符合辈分的族人给他，继承这块土地。
公开的说辞当然是家族实力不至于削弱，避免了外姓人的侵夺。
可朝廷也是外姓人啊！
这些土地一直被一家一族控制，不恢复无主地的属性，朝廷何时才能收回来？总不能出台遗产税吧？那是对三千年来子承父业的传统进行否定，还不如撕破脸去抢。